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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遷補償款被敲詐，敲詐勒索政府是否構罪:今日拆遷補償法律在線咨詢

發布時間：
2024-11-07 23:17:41
作者：
圣運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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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遷補償款被敲詐,征地時村民要價高是否屬于敲詐勒索,征地時村民要價高并不直接構成敲詐勒索。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被害人使用威脅或要挾的方法，強行索要公私財物的行為。在征地過程中，村民提出的賠償要求，通常是基于他們認為自己的土地、

拆遷補償款被敲詐，敲詐勒索政府是否構罪:今日拆遷補償法律在線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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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拆遷補償款被敲詐,征地時村民要價高是否屬于敲詐勒索

征地時村民要價高并不直接構成敲詐勒索。

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被害人使用威脅或要挾的方法，強行索要公私財物的行為。在征地過程中，村民提出的賠償要求，通常是基于他們認為自己的土地、房屋或其他財產被征收所應得的補償。這種要求賠償的行為，本身并不涉及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因此，一般情況下，不屬于敲詐勒索。

然而，如果村民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威脅或要挾政府或征地單位，強行索要過高的賠償，那么這種行為可能構成敲詐勒索。但這種情況在實際操作中比較少見，且需要具體證據來證明村民的行為確實構成了敲詐勒索。

總的來說，征地時村民要價高并不直接等于敲詐勒索，是否構成犯罪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和法律規定來判斷。如果雙方在賠償問題上存在分歧，建議通過協商、調解或訴訟等合法途徑來解決。

二、敲詐勒索政府是否構罪

法律分析：敲詐勒索政府機關符合以下要件的，構成敲詐勒索罪：

1、客體要件：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不僅侵犯公私財物的所有權，還危及他人的人身權利或者其他權益。2、客觀要件：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采用威脅、要挾、恫嚇等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財物的行為。3、主體要件：本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凡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且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構成本罪。4、主觀要件：本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直接故意，必須具有非法強索他人財物的目的。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條敲詐勒索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敲詐勒索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三、敲詐勒索罪對于數額有要求嗎

法律分析：敲詐勒索罪對于數額是有要求的，標準如下：1、敲詐勒索公私財物數額較大，以二千元至五千元以上為起點；2、敲詐勒索公私財物數額巨大，以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為起點；3、敲詐勒索公私財物數額特別巨大，以三十萬元至五十萬元以上為起點。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條現對敲詐勒索罪數額認定標準規定如下：

1、敲詐勒索公私財物“數額較大”，以二千元至五千元以上為起點；

2、敲詐勒索公私財物“數額巨大”，以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為起點；

3、敲詐勒索公私財物“數額特別巨大”，以三十萬元至五十萬元以上為起點。

四、自家土地別別人占用,索要錢財屬于敲詐勒索嗎?

一、案情簡介

重慶市梁平縣虎城鎮村民廖某旺、廖某前、唐某學、劉某（以下簡稱四人），在2009年至2011年間，多次以該鎮煤礦征用土地補償過低為由，組織村民堵井口、公路，要求**煤礦（以下簡稱煤礦方）賠償土地補償等費用，并因此被行政拘留過。之后廖某前、唐某學作為聶家村11組村民的訴訟代表人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賠償，被法院駁回訴請。在上訴期間，四人商量找**煤礦董事長趙某山賠償因受到行政拘留、民事訴訟敗訴、土地被占用等損失合計12萬元。在趙某山要求四人出具收條并保證不再堵煤礦井口、公路后便讓人將12萬元送到廖某旺家交給劉某。村民得知他們四人獲得賠償后也紛紛找煤礦鬧事索要賠償金。2011年8月14日，趙某山向當地公安機關報案稱被敲詐勒索。隨后公安機關對這四個村民刑事拘留，后轉為逮捕。在被逮捕后的兩到五個月時候，四人分別被變更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重慶市梁平縣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廖某旺、廖某前、唐某學、劉某犯敲詐勒索罪，向梁平縣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二、審理過程

在庭審中，被告人廖某旺、廖某前、唐某學、劉某均認為其行為不構成犯罪，應公開宣告無罪。

經過法庭審理，梁平縣人民檢察院于2013年5月30日向梁平縣人民法院遞交了《撤回起訴決定書》，申請撤回起訴。

三、裁判結果：梁平縣人民法院認為，公訴機關要求撤回起訴，符合法律規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四十二條之規定，裁定準許梁平縣人民檢察院撤回起訴。

被告人廖某旺、廖某前、唐某學、劉某對一審法院對裁定不服，向重慶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裁定，繼續審理并宣告各上訴人無罪。

重慶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原公訴機關以證據不足，要求撤回對四上訴人的起訴，一審法院據此裁定準許撤回，符合法律規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予采納。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規定，重慶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三、律師評議

依據我國刑法規定和刑法理論，對于侵財類的刑事犯罪，一般都必須具備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盡管在刑法條文中不是每個罪名都會寫上這一點。敲詐勒索罪是典型的侵財類犯罪，一般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威脅或者要脅方法，強行索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實踐中一般認為，構成此類犯罪（既遂）必須同時具備三個方面的內容：

其一，要有非法占有不屬于自己的財產的企圖；

其二，要采取威脅或者要挾的方法，并且以惡害相通告，讓被勒索方產生恐懼；

其三，被勒索方基于行為人的恐嚇產生畏懼心理，從而主動交付其財物給行為人。

那么我們下面就用這些犯罪構成要件來分析一下，這四名被告人是否已經構成了敲詐勒索罪？

一、對于四名被告人所取得的這12萬元，不屬于非法占有。

1.這四名被告人觀念上認為他們獲得的賠償少了，有繼續要求賠償的空間，所以提出了自己的訴求。其主觀上不是為了非法占有他人的財產。典型的敲詐勒索是無中生有，或者為了獲得非法利益而故意制造事端以索取財產。這四名被告人的索賠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其來有自，他們認為自己的利益在分配中受損，通過其他手段一時又難奏效，于是走上了自認為效率較高的私力救濟途徑。

2.這四名被告人確實因土地被征用而受到了損失，有獲得賠償的事實依據和法律基礎。所謂的非法占有，必須是通過法律手段絕對地拿不到的財產，而通過非法手段將他人合法財產置于自己控制之下。這個案件中，他們的權利根基還在，只是維權的手段不當。由于此案公開顯示的信息有限，律師無法進行更深入的判斷分析，但實踐中，在征地拆遷補償案中，由于信息不對稱，受損失的拆遷戶不在少數。

3.民事案件一審敗訴并不意味著這四名被告人在法律上絕對地對他們權利的喪失，他們獲得后續的賠償金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此案由于四名被告人的法律知識和訴訟能力存在缺陷，可能走行政訴訟的途徑沒走，或者因民事訴訟舉證不當而導致敗訴。但是，這并不表明在后續的上訴程序中，申訴程序中，以及走行政訴訟等程序，獲得增加賠償數額的可能。既然存在著獲取更多賠償的事由，刑法上要去認定其非法占有，只能說是證據不足。從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來適用法律，應該認定他們不存在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

二、四名被告人為獲得自己賠償金采取的行為不是刑法意義上的“威脅、要挾，強索公私財物”的行為。

本案中，四名被告人組織村民堵井口、公路的行為是一種私力救濟行為，不能理解為“要挾、威脅”。另因煤礦方趙某山與他們也存在著一個民事上談判的過程，談判的結果也并非敲詐勒索的結果，而是雙方在評估事實的基礎上作出的。在達成協議收到錢款出具收條后，四名被告人立刻放棄了其私力救濟的方法。只是后來其他村民得知這四人獲得賠償后，紛紛找煤礦方要求賠償，這才導致了警方的介入。煤礦方是為了企圖遏制他人的效仿行為（歸根結底是為了少出賠償款）而利用刑事控告手段進行“殺一儆百”，但并不能表示前面四名被告人的維權行為系“威脅、要挾”。

三、煤礦方也不是基于行為人的恐嚇產生畏懼心理而主動給四名被告人12萬元以求保全。事實上，對于補償金額雙方存在爭議是客觀的，也是正常的。甚至不排除，在當下中國的語境中，吃虧的總是老百姓，這點煤礦方心知肚明。他們之所以愿意拿出12萬元給四名被告人，是基于盡早結束他們的私力救濟，減少自己的經濟損失，而不是基于他們的心理恐懼。如果這四名被告人的行為完全非法，給煤礦方造成經濟損失，他們完全可以請求公權力機關通過行政手段和通過訴訟等民事手段追究他們的行政責任（前面就被行政拘留過）和民事賠償責任。

本案雖然梁平縣檢察院向法院提出了撤訴獲得了法院的批準，從法律上不再追究這四名被告人的刑事責任，但畢竟不是無罪判決。這四名被告人覺得自己的名聲受辱，而且被錯誤地羈押了兩到五個月的時間，應該獲得國家賠償。由于兩級法院都認可了檢察院的撤訴（之后應該有個存疑不起訴決定書），這四名被告人要求絕對無罪的愿望永遠地落空了，這是現實中的一個遺憾（當然有人會認為在當下的司法環境中，這其實已經很不錯了）。其實大家不難發現，在中國目前錯綜復雜的形式下，很多公民為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往往會因采取一些不當行為（如上訪、自媒體發聲等）而被追究刑事責任（尋釁滋事是最常用的罪名）。律師認為，對于當那些通過公權力救濟暫時難以奏效，進而采取私力救濟，最終與對方達成協議的行為來說，刑法不應輕易介入。須知，一入刑訴深似海，想要平反如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