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省張掖市某食品廠的廠長孫先生與當地某村簽訂了《房屋場地租賃合同》，其所租賃的是該村的集體建設用地，所建設的廠房也均符合相關的合法手續。因當地要開展物流園區建設，相關地塊被依法征收為了國有土地。在征收過程中，該食品廠負責人孫先生未能與村委會就補償內容達成一致意見，故而征收部門負責人與孫先生再次進行了協商，在協商無果的情況下，征收部門工作人員在村委會工作人員在場的情況下，明確表示下午調車，錄像后拆除房屋。當天下午，該村村委會組織拆除相關房屋時，造成了食品廠車間屋頂坍塌，致使該房屋的一面墻體倒塌，鍋爐房旁邊的洗瓶車間屋頂坍塌。

孫先生本以為征收部門只是對自己出言威脅，并不會對自己真的采取強制拆除行為，但當日所發生的情況令孫先生感到后怕，為了維護自己的廠房與設備，孫先生決定立刻采取行動。經過朋友的推薦，孫先生了解到圣運律師事務所是一家具有豐富處理征拆案件的律所，便來到律所進行咨詢，聽過圣運律師的專業分析，孫先生放心地將案件委托給了圣運律師。

圣運律師介入后，迅速展開法律啟動工作以及證據收集工作。為幫助孫先生提起確認行政行為違法之訴，首先需要確定強拆拆除行為真正的實施主體，那如何確定呢？主辦律師表示，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正確確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行政訴訟被告資格若干問題的規定》的規定，被征收人對集體土地征收中強制拆除房屋等行為不服提起訴訟的，除有證據證明系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體實施外，人民法院應當以作出強制拆除決定的行政機關為被告，沒有強制拆除決定書的，以具體實施強制拆除等行為的行政機關為被告。而在本案中，征收部門沒有作出強制拆除決定書，并且是具體實施強制拆除行為的行政機關，應當被確定為本案被告。

于是，辦案律師提起確定行政行為違法的行政訴訟，請求法院確認征收部門的強拆行為違法。但是在案件審判過程中，村委會作為征收部門的打手，全程自認，表示違法強拆行為系自己所為。征收部門以此為依仗，始終辯稱，村委會工作人員已經作出自認，即強制拆除孫先生食品廠廠房的行為系村委會工作人員所為，因此，本案的適格被告應當為村委會工作人員，而不是征收部門。

面對征收部門與村委會的推諉與包庇，圣運律師協助孫律師提交了其與征收部門談話的錄音，向法院表明征收部門才是實施強制拆除行為的真正主體。經過圣運律師與孫先生的共同努力，一審法院判決支持了孫先生的訴訟請求，法院指出，孫先生的廠房被強拆的實施行為客觀存在，盡管從外在表現形式上看，拆除行為系原審第三人村委會組織實施，但是根據被上訴人提交的談話錄音內容，可以證實村委會實施的拆除行為系上訴人工作人員授意、指示所為，征收部門本身由是案涉征收項目具體拆遷實施單位，足以推翻村委會的自認。而征收部門作為具體實施強制拆除行為的行政機關，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但是征收部門始終不服，提起了上訴，并重申一審法院事實認定錯誤，其并不屬于該案的適格主體。在此情況下，主辦律師，再次強調征收部門在拆除行為前，告知孫先生將對其實施強制拆除行為的錄音，證明村委會實際是代表征收部門實施的強拆行為。二審法院認定的實施情況與一審法院相同，再次支持了孫先生的訴訟請求。

其實針對這種情況，我國最高法已經給出了應對之策，根據我國最高法相關判例給出的回答：在集體土地征收過程中，有且僅有市、縣級人民政府才具有依法征收土地及其附屬物的職權，發布征收公告也是其履行職權的表現。因此，在被拆除房屋位于市、縣級人民政府確定的征收范圍內的情況下，除非市、縣級人民政府能夠舉證房屋確實在其不知情的情況下由其他主體違法強拆，人民法院可以依據上述法律規定，推定強制拆除行為系市、縣級人民政府或其委托的主體實施。

因此，就算大家不知道是誰強制拆除了自己家的房子，只要能確定自己所有的房屋是在市、縣政府發布的征收范圍之內，我們就可以確定訴訟主體，提起維權之訴。

在該案件中，即使孫先生沒有提供錄音，但征收部門作為案涉征收項目的實施主體，其主張未實施案涉強推行為也不能成為其不對該行為不負法律責任的理由，其在網站公示了征收項目信息，證明其知道案涉征收項目實施行為的存在，且征收部門所提供的村委會實施強推行為證據，被孫先生提交的錄音推翻，無論如何其都是本案的適格主體。

在實踐中，為避免自己被訴至法庭，市、縣政府經常交由村委會、街道辦等主體來完成強拆工作，以逃避相關法律規定。圣運律師結合多年的辦案經驗提醒大家，向市、縣政府提起確認違法之訴是我們重要的維權工具，因為一旦確定其是實施違法強制拆除的主體，我們便可以要求其承擔行政賠償責任，進而達到我們要求合理補償的最終目的。